潮汕籍外交官系列｜王永秋：从潮州农家孩子到共和国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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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驻尼日利亚大使兼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首任大使王永秋（1944-2018）



潮州日报记者舒小梅利用王大使回家乡的机会采访他，请他讲述他的外交官故事。
记者询问用普通话还是潮州话交流更方便，王大使笑着说，他从读大学开始就离开潮州，毕业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从澳洲到北美洲，再到非洲。这么多年下来，在国外，英语成为主要语言，而回到国内，他潮州话也说得不地道，普通话也不那么标准。他自嘲说，他现在连“话”也说得不好了。
记者好奇，王永秋大使是怎样走上外交官这条路的?
王永秋坦言，小时候，作为一名农家孩子，他从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外交官……

一波三折的求学路

1944年出生的王永秋，老家在潮州枫溪英塘，那时一家大大小小13口，家里很穷，以致他小学毕业，他父亲没办法继续供他上学。
王永秋大哭一场，把心爱的书都撕了。跟着人家拿起锄头扁担干农活。不足十四岁，个子又瘦小，人家挑一百多斤的泥土很轻松，他却深感吃力。但仍硬撑着。终于有一次，被肩上的重担压伤了，咯出血来。母亲心疼得和父亲大吵了起来：“孩子那么喜欢读书，你偏不让他去读!”
父亲终于妥协了。他考上了崇礼中学，再次回到课堂。王永秋倍加珍惜，每门功课都名列班级前茅。因为穷，也因为学习成绩好，他还领到了每学期2.75元的助学金。“这笔钱在当时很有作用，家里的煤油就全靠它了。”王永秋回忆道。读书期间，他从没在家做过一次功课，一是怕浪费家里的煤油，二来，一回到家还得干农活。因此功课都是早早就在学校完成，才赶回家中。
报考高中时，根据地域，他只能到潮安五中读书。当时五中设在庵埠。从庵埠到他家几十里路，为了求学，他不得不每周行走这几十里路。常常是周六下午回到家，周日上午 ，带着萝卜干、咸菜等往学校赶。因为贫穷，懂事的他，在学校从没花过一分钱吃过一份菜。
路途的遥远尚且不说，对前途的担忧更深深地压在这年少学子的心头。“毕竟农村教育和城里的教育还是有差别的。我觉得只有到城里读书，这样考上理想的大学才更有希望。”左思右想后，他独自跑到潮州高级中学，向该校教导主任请求转学。一开始教导主任自然不答应，但王永秋并不罢休，一次不成，他就跑第二次，第三次。终于，教导主任答应了。当他满心欢喜回本学校办理转学手续的时候，班主任却不忍这颗“优秀种子”外流，不答应他转学。后来，经不起王永秋的再三说服，只能放人。
新的学习环境，王永秋很快就适应。一学年下来，他成绩遥遥领先，并从班里的劳动委员，变成了学习委员，又再次当回班长。
一直喜欢理工科的王永秋，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考上华南理工大学。然而，校领导和班主任却让他报考文科。原因是国家急需一批外语人才。“可我外语并不好呀!”王永秋很不甘心。老师却告诉他，没事，只要他有时间，随时为他“加小灶”补习。拗不过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终王永秋改变了志向，报考了文科。这次的改变，却为他日后走上外交官打开了绿色通道。
王永秋至今还对他的恩师心存感激，要不是每个岔道，都是老师拉他一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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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秋接受记者舒小梅采访

通向外交官之路

没有意外，王永秋顺利地考上中山大学外语系。当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他既兴奋又痛苦，兴奋的是终于考上理想的大学，担心的则是钱的问题。而就在这时，父亲却在干活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医院建议须马上动手术。家里没有钱只能向信用社借200块钱的治疗费。可父亲无论如何都舍不得花这笔钱，只让医生开一些药便回家了。心疼药钱，父亲连药都不忍心吃，病情则日渐加重……
开学了，家里为王永秋凑了25元作为车路费。买车票用了12.5元钱，又花钱买了几本必备书，王永秋带着剩下的5块钱及家里一床又黑又硬的被子，第一次离开家乡。
大学生活，为王永秋的人生掀开全新的一页。这里，不但提供助学金，吃饭也不用钱，他觉得当初坚持念书是正确的。
开心没能持续多久，他苦闷了。在小城镇，他的成绩一直独占鳌头，然而来到这里，他才感觉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别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口语。为此，王永秋对自己能否学好英语感到怀疑，学这个真的有用吗?他向老师提出转系，老师不同意，说，也有很多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别人能行，你一定也能行的!在老师的鼓励下，王永秋没有退路，只能用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没多久，父亲病逝了。因为已赶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也因为没足够的路费，王永秋竟没有回家。多年后，年逾古稀的他谈及这段往事，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伤痛。
然而，学校也很快不再是可以安静读书的地方，文革开始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在校园内此起彼伏，帮派之争也日趋激烈，并且，完全停课了。
没书可读。作为农民的儿子，原本来到省城就是要来读书。王永秋深感茫然和苦闷。他既不愿意参加任何派别，又不知道学校何时才能复课……
1968年，广州武斗日盛，中山大学校园弥漫着一片“战争”的气氛，这消息也传到家乡潮州，家里人得知这消息后，，从亲戚那里凑足了25元路费让他回家。
这是他第一次手上有着这样大数目的一笔钱。心想着从小到大没穿过毛衣，20余岁的他决定到商场去买点毛线，带回家让姐姐织件毛衣。当他兴冲冲到商场时，一摸口袋，钱竟没了!不知何时被偷了!20来岁的人，泪水当场夺眶而出!节假日，同学回家，他由于没有钱回家，只能每天在学校挖防空洞，一天也才换来0.80元!
没路费，怎么办?在另一位同乡同学的鼓动下，他带着行军壶，俩人结伴走回家。11天后，当被晒得又黑又瘦的王永秋站在家门前时，母亲哭了。
返校后，学校还继续停课，王永秋不愿让自己整天无所事事，总得找点书看啊。那个时期，图书馆不开，书更不能外借。但经不住王永秋一再恳求，图书管理员终于答应让他进去，但一再叮嘱不能在校内看书。王永秋就偷偷揣着书跑到华南理工大学去看。“当时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很多外文小说都看不懂，但那过程，翻烂了两本英文字典。”王永秋笑道。
就这样，在那动乱年代，他自己给自己上完大学。
毕业了，学校有意让他留校，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但王永秋不干，那时候，学校各种帮派斗争仍在继续，王永秋觉得这不是自己适合呆的地方，坚决要调到北方去，“新疆也去!”他坚定地对老师说。
刚好这时国家到全国各大学挑选学生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后回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学校挑选外交人才储备员，作为优才生的他被选中了。当即转到唐山集训，随后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与他一同从广州被选上的共有十位同学，但最后留在北京的只有四名，其中两名留在外交部。
就这样，王永秋开始他的外交官生涯。

旧金山为他设立“王永秋日”

没有人天生就是做外交官的料，在学校一直品学兼优的王永秋也不例外。1973年5月，他被派到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成为第一批参与建馆人员。
在澳使馆工作，王永秋发现，原来书本上学到的英语与日常工作应用的英语相差甚远!为了让自己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王永秋秉承潮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放弃自己的节假日，通过收听广播等，利用所有时间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整整六年时间，他竟然几乎没去过当地的旅游景点!
1979年，王永秋奉调回国，在美大司工作。1983年，“文革”后外交部首次评定外交职称，王永秋在同期入部的同事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二等秘书职衔。荣誉，始终与那些不断努力的人结缘。
当上外交官的王永秋，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觉得家人为他付出太多，而他由于长期远离家乡，对家人的回报太少，因而，他一直告诫自己要努力工作，这样才不辜负国家的培养以及家庭的期望。
那时，外交官的工资其实并不多。他又没办法多汇钱回来给母亲。因此，在国内工作那几年，他利用空余时间撰写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一开始，写出来的东西70%被退回来了，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北京所有的报纸杂志都买回家，认真研究报刊上刊登的文章，加以学习、琢磨，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投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所投的稿件70%以上被采用了。“后来一个月收到的稿费比工资还高。”他笑着说，写作不但能增加收入，同时也能提高自己缜密的思考能力。
当王永秋开始习惯国内生活时，1984年，他却被派到驻旧金山总领馆任领事。当时，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封闭多时的国门刚刚打开，很多人对中国并不了解，更多人对中国持怀疑态度。而华人在旧金山各种社团众多，如何团结社团力量，帮助这些社团更多了解中国成为王永秋这时期最主要的工作。他利用自己懂潮州话，略懂粤语、闽南话的优势，积极联络这些社团。他用真诚之心，打开华侨的心锁。在那期间，他做了一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事——第一次组织当地一些社团侨领回国庆祝国庆。这一在今天看起来习以为常的事，在当时，却远不是件简单的事。
如同他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国家。哪里需要，他便服从组织安排去到那里——
1985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当时正在美国的他来不及送母亲最后一程。他知道，身为外交官，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他在内心深处，只能默默祈求母亲原谅不孝的儿子。
1993年6月，他在外交部美大司当3年处长后被派到驻悉尼总领馆任副总领事。这次回到澳洲，由于有了前期的工作经验，工作开展起来得心应手。1995年6月他奉命出任驻加拿大使馆政务参赞、公使衔参赞。
1997年7月，他被派到驻旧金山总领馆任大使衔总领事。期间，获加州阿姆斯壮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
“要做，就得把工作做好，做对得起国家的事。”王永秋的想法十分简单，但坚定。
因为这份简单的坚定，王永秋所到之处，总是得到国内及所在地的认可。为感谢王永秋在发展中美友好关系、促进上海和旧金山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增强华人社会的团结和谐所作的突出贡献，旧金山市长布朗在经过市议会同意的情况下，甚至将王永秋离开美国的那一天，6月27日定为“王永秋日”!这在当地是前所未有的!
王永秋就是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以及最大的荣誉。他凭借自己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有自己一套工作方法和方式。他知道，做人要以诚换信，信而有行，信必有果。因此在和上层打交道时，他都是以诚相待、不卑不亢、实事求是，不把自己说得天花乱坠，又尊重对方。
“这样的事，只有中国大使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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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2日，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前驻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大使王永秋（左）和前驻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大使仓友衡（中）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电台主持人郭丹（右）专访



从旧金山到非洲

1999年，他奉命出任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从旧金山到非洲，从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这意味着有巨大的落差。但王永秋没有迟疑。他觉得，作为一个大使，永远必须把自己的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他必须坚守的原则。在这原则下，他只能让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知道，出任全权大使，也意味着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一方面克服心理的落差，另一方面用心做好外交工作。
初来非洲，这里的生活条件差自然不必说。这里人们对待工作的节凑也与美国的快节凑不同。很多事情都是一拖再拖，这让王永秋很不习惯。有时要约见总统，也是被无限期的搁置。但是，王永秋硬是凭借自己的真诚，打动了总统。
有一次，省长陪同他到总统家乡去访问。当地种植着大面积的水稻，但由于不懂技术、疏于管理，收成一直不好。自小就生活在农村的王永秋站在田边一看，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当即，他把皮鞋、西装脱下来，直接下地，并现身说教，告诉当地人该如何施肥、松土、去杂草……陪同的省长很感动，拼命做笔记。随行的记者一开始都愣住了，然后纷纷把镜头对准他。
事情很快传到总统那里，自此，王永秋愈发成为总统府的座上宾。坦桑尼亚总统每次与外国使节见面，常会谈及此事，充满敬意地说：“这样的事，只有中国大使能做到!”
这一呆便是将近4年。虽然与当地政府、民间的关系都相当好，但他国毕竟不是故乡。
2003年，已是59周岁王永秋接到上级领导杨洁篪先生的一个电话：“老王，你大概还得动一动。”
“哪里?”王永秋问。30年的外交官生涯，与家人聚少离多，孩子出生时，他甚至没能回家一趟。因按照规定，他当时只能两年、一年回一趟家。
杨洁篪没有透露。从不跟组织“讨价还价”的王永秋只希望这次能到另外一个地区较小国家工作。
调令下来了，王永秋被任命为中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西非经济共同体首任大使。
王永秋不知该如何同家人交代。当他刚到非洲不久，妻子便曾跟他开玩笑说：“你别干得太好，否则永远走不出非洲。”他知道这玩笑中藏着多少无奈和辛苦。
但使命感牵扯着他继续往前走。在非洲期间，他尽量多做友好工作，帮助非洲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同时，也十分注意对地方政府和民间友好交往。深入访问了好几个省，并对地处边远、经济困难、教育落后的两个省份，以大使馆的名义向新建的中学捐款资助，当地政府和群众甚为感激。为此，两地部族分别册封王永秋为酋长，并举行十分隆重的仪式，数以万计的人们庆贺这一天。
大使的工作成效很难用具体项目来衡量。让王永秋引以为傲的是，经过他的牵线搭桥和交流、沟通，中坦、中尼关系一直稳步发展，书写着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2003年5月，王永秋被任命为中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西非经济共同体首任大使。
2006年8月王永秋奉调回国，经外交部推荐、国务院批准，出任“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首任大使。
2007年1月，外交部首次评选优秀外交官，王永秋和其他6位同志光荣上榜。
……
记者满怀敬佩地对王永秋大使说：“您这一生，开创了许多‘第一次’。”他哈哈笑了起来，说：“我这是从‘白’走到‘黑’，而且是越走越‘黑’。”是啊，一开始在美大洲地区，他都是跟白人打交道，后来到非洲，就跟黑人打交道，从人种皮肤来说，西非比中非又黑一点。
但王永秋却十分珍惜这些“黑”色的日子。他说，在非洲的日子虽然艰苦一点，如今回想起来，在非洲的7年间，却是他外交生涯最为丰富的七年。

风光背后的艰辛

荧幕上，外交官的生活是无比风光的，感觉总是跟美酒、宴会联系在一起。但经历过后才会知道，其中的辛苦，是难以想象的。在非洲大陆，他和妻子面对着垃圾、疟疾的威胁。菜是自己种的，猪肉长年吃不到一块;洗澡时，喷淋头流出的是夹杂着泥沙的水……担任“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首任特使，年过六旬的他又常常遭受时差之苦，长途飞行到达太平洋岛国，那里的白天又已开始，“有时是下了飞机，在机场休息室边换西装边泡方便面，然后开始进入工作日程。”王永秋轻描淡写地说。
他说，当年，接到新的出使任务时，女儿曾说，爸，干脆辞职算了。但我说，这怎么行呢，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没有当年国家的助学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人，一辈子总得干点事……


（本文原载《潮州日报》，记者舒小梅，转载时有所删改。在此，向《潮州日报》社和原作者表示感谢，并请求给予谅解）


（转载自“北京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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