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这一年，柯柏年44岁。开国大典当晚，在延安时即从事中共外事工作的柯柏年、韩叙等中央外事组同志，领受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指令，骑自行车连夜把毛主席在开国大典宣读的公告和周总理亲笔签署的公函送达留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八国外交机构。

1949年10月5日，外交部正式在外交部街大院办公。同日，周总理召集王炳南、柯柏年等人召开首次外交部工作会议。

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柯柏年出任美洲澳洲司司长，是新中国资格最老的潮籍外交官。

新中国第一份外交文件《公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翻译著作成为我党早期启蒙

柯柏年，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柯柏年没有留过洋，但精通英、德等多国语言。他全文翻译马克思著作《国家与革命》，成为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到的马列著作译本。

柯柏年1904年5月26日生于潮州市刘察巷15号，原名李春蕃。小学就读于潮州城南小学，他自幼爱书，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一定要设法弄到手。他的堂兄李春涛（国民党左派）自幼酷爱读书，非常聪明，对柯柏年影响巨大。李春涛读中学时，购买了《说部丛刊》一、二集，两大木箱。柯柏年十多岁时，常常借来看，不仅看其中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还看了其中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小说，如《回头看》等。他的零花钱几乎全部买了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晚年，收藏书是他最大的嗜好。高小毕业，他考上汕头礐石中学，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校址是现在汕头金中的位置。

潮州市区刘察巷15号，这座百年老宅，潮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李春涛故居，柯柏年（李春蕃）出生于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汕头读中学的柯柏年一下子卷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参加各种集会，倾听演讲、辩论。并不顾家人反对，经学校推荐进入上海沪江大学。在上海，柯柏年有机会读了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深刻教育。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1923年则被校方以闹学潮为名开除。

此后他转入上海大学继续学习。上海大学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当时一间宿舍挤住数十名学生，柯柏年与张太雷同睡一张两层架子床。瞿秋白当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太雷是上大兼课教授，他俩是留俄同学，英文、俄文都非常好，柯柏年经常向他俩请教。柯柏年首先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23年秋，柯柏年在杨之华（后成为瞿秋白夫人）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俄为师风气日盛。这段时间，柯柏年以李春蕃原名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25年，广东大革命轰轰烈烈，彭拜在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瞿秋白、张太雷先后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战争，柯柏年也辍学返回故乡。8月，杜国庠聘请柯柏年任澄海中学教员，他俩志同道合，观点一致。到校后立即鼎新校政，并支持“男女平等”、“澄中开放”等口号，破格招收蔡楚吟（国家司法部原部长蔡诚的母亲）、吴文兰等6名女生入学，揭开澄中校史崭新的一页。

网上搜寻到的柯柏年翻译的一些著作老版本

东征开始，柯柏年经上海大学同学李炳祥的介绍，到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任社会科副科长，负责农运、工运。1925年11月被周恩来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驻澄海特派员。在澄海中学当教员，边从事革命工作，边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他收集了3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日夜赶译，完成后将译稿寄到上海解放丛书社，自费印刷。这本书是他翻译马克思著作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一本，成为我党许多党员学习马列的早期读本。1927年他翻译的《国家与革命》全文，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革命》副刊上。

人生历程的重创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于1937年初迁往延安。柯柏年北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转到中共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院长，柯柏年任西方革命史、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

马列学院还设有编译部，这段时间是柯柏年翻译工作的黄金时期。他先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编辑有：恩格斯《革命和反革命》（王实味、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中央研究院被点名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典型”遭批斗。

延安整风是对柯柏年人生历程的一次重创，他既恼火又困惑，伤透了心，打算以后再也不搞翻译工作了。一次在王家坪，毛泽东见到柯柏年时对他说：“柏年，你还是要翻译啊！”此后，除了上级交办，他的译作就很少见到了。

1971年，毛泽东读到了英国著名记者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时，马克斯韦尔是英国《泰晤士报》驻新德里特派记者，他精心搜集了印度政府的内部材料，客观叙述和分析了中印边境问题和冲突的背景，说明冲突是印度政府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此书出版后反响强烈，曾被认为是可信性很高的权威著作。毛泽东认为很有价值。周恩来当即决定翻译出版大字本送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参阅。外交部很快落实总理指示，组织专门的翻译班子，迅速由柯柏年、周南、龚普生、田进、葛绮云、吴景荣等6位外交官、教授合作译出，次年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译者署名“陆仁”，即“六人”的谐音。

1975年8月小平同志亲自过问《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翻译班子由一个5人领导小组主持，成员为：外交部的柯柏年任组长，副组长为中央办公厅的贾步斌、计委的浦寿昌、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冯锡良、中央编译局的尹承乐，后来中央联络部又主动派林丽韫支援这项翻译工作。1977年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完成。

转战外事领域几十年

1943年7月，美军对日作战需要以观察组的名义进入延安。当时因美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并与美方商谈，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组长是杨尚昆，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这个小组也是我党早期的外事机构。当时毛泽东急需了解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情况。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买到的英文新书运往延安，柯柏年负责安排英文新书的翻译工作，并每月向毛泽东报告一次，运了哪些新书，书的内容是什么。当毛泽东表示要看某书时，柯柏年将该书中文译稿交毛泽东，其他书的译稿和毛泽东交还的译稿则由柯柏年安排有关方面出版。

1947年5月，中央军委外事组升为中共中央外事组。叶剑英任组长，王炳南任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董越千、章文晋、张香山、凌青、韩叙、曹桂生等20多人。后来，这些人中，多数成为外交部的领导或外交部重要岗位的负责人。柯柏年、黄华后随叶剑英参加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翻译处处长、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

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几年，柯柏年痛感“出版界尚没有一本如实地、全面地介绍美国真相的书可供大家研究美国时翻阅查考之用，实在诸多不便”。他自1947年起即收集资料，编写《美国手册》。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月，1949年8月柯柏年主编的《美国手册》在北平出版。

1949年8月柯柏年主编的《美国手册》在北平出版，该书成为新中国新任外交官培训的重要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月，柯柏年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美澳司司长。1954年柯柏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在任期间，参与了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后来也曾陪同周恩来参加了日内瓦会议。

1949年11月，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基本建立起来，第一批司局级领导名单也正式确定，柯柏年任美澳司司长。

博学多才的外交官

1958年，国内在搞“大跃进”，对外宣传口的浮夸宣传引起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置疑，柯柏年认为这些意见是善意的，如实向国内作了报告，还抨击了国内的浮夸风。然而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上述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另外，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柯柏年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被调回国。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这本是对他的降职使用，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外交官却很高兴。

位于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国外交部东大门正面和背面

1963至1967年，柯柏年被任命为驻丹麦王国大使，当时“文革”初期很多人受冲击，外交部保护了近90名大使。有十多名大使不在被保护之列，时任中国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也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由此被召回国。1968年，周恩来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全部解放。但外交部未安排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看书、听唱片、解数学题、装半导体，他将自己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柯柏年看书喜欢博览，除了线装古书《九通》《二十四史》等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学、音乐，甚至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他喜爱无线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他就自己装收音机。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柯柏年曾对家人讲过，他要在有生之年写成《中国外交史》，但终因“文革”，夙愿未了。1985年8月9日，柯柏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来源：《潮州日报》，百度，作者陈立佳等